安东尼奥悲伤地说：一个穷人他的车被偷了，他就不得不到处去寻找。杨佳们或警察们的尊严被“偷”了，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去寻找。哪天，我们呢。 

 


我小时候看维托里奥的电影《偷自行车的人》：1948年，罗马人安东尼奥穷困潦倒，穿着破旧的服装、居住简陋的房子，好不容易谋到贴海报工作的第一天，赖以干活的自行车被人偷了，便和儿子满罗马寻找不果，无奈之下去偷被警察抓走，而他儿子哭喊着爸爸在身后追跑。电影里罗马脏乱的街道、匆匆往来的潦倒行人，社会的贫困、危机以及它们带来的后果：失业、黑市、卖淫等---都给了我在那个特定意识形态时代思维的定式：资本主义社会穷人才会如此悲惨。尽管我那时无法比较没有体会，但我毫不怀疑自己多么幸运：我的父母都有工作，衣食无忧，我父亲每天去上班的自行车从不担心被偷。

  
60年后，一个27岁叫杨佳的“偷”自行车的北京人，也被警察抓走，事隔数月后，却拿起了刀，不顾“债有主，冤有头”便砍翻了并非真正拘捕审讯他的不相干的一群警察。是什么充斥着他邪恶的眼神，说他性格孤僻也好，偏执变态也好，都无法让时间倒流来重现当时他的心魔面目，但比较清楚的是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。尊严，我们分明也从瓮安暴乱万人的眼眸中看到了对尊严的殷殷哀求。中国人好面子，人可死志不可夺，穷、屈、损、压这些中国人最会忍耐，但尊严是唯一可以用命捍卫的底线，可有些人就是毫无顾忌地无情踩踏过去，连让人继续忍耐的机会都不给。警察也是人，更有威权给予的特殊尊严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也在单位委曲求全勾心斗角了数十年，拿着不多不少的薪水好不容易混得不错，却莫名其妙失去了性命，同时失去的还有尊严。当一个社会靠殴打、刀砍、开枪、纵火甚至人体炸弹来平衡的时候，这一切的发生充满了悲哀和无声的愤怒，除了非常困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
  
异乡人仅仅因为没有带身份证丢失了性命，花季少女拿不到数百工资就从高楼跳下，强制被拆迁居无所。。。。人们虽然也同情，但引用朋友大门的话说：与己无关的悲剧我们能保持多久的同情呢？悲观地讲，我们其实毫无力量，根本无法撼动黑暗，甚至我们的同情里还有一丝明哲保身的侥幸：不幸的事不会降临自己身上。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感到恐惧。


安东尼奥悲伤地说：一个穷人他的车被偷了，他就不得不到处去寻找。杨佳们或警察们的尊严被“偷”了，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去寻找。哪天，我们呢。